美军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舍得花钱的军队，愿意为减少士兵伤亡而投资昂贵武器，但实际上，美军在战场上并不总能轻松取胜，也并非总是使用最好的武器。本文讨论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对武器技术的适应情况，并引用戴维·巴诺对陆军的严厉批评。同时指出，虽然美国政府常将复杂创新事务交由私人或社会处理，但军队作为政府直接操作的官僚组织，其补给、装备等仍常外包给私人公司，存在腐败问题。然而，相比私人公司，官僚系统可能更昂贵且效率低下。

  前线官兵总能迅速而主动地让武器适应多变的战场环境。阿帕奇武装直升机，这一原本为对抗苏联坦克集群而设计的武器，以其卓越的穿甲能力、夜战和远程攻击特长而闻名。它自带装甲，行动敏捷，在海湾战争中，陆军的阿帕奇摧毁了伊拉克278辆坦克、600多辆轻型车和装甲车，而自身仅损失一架。陆军对其表现极为满意。曾有理论提出，武装直升机可能取代坦克，成为陆军的作战主力。

  然而，在阿富汗战场上，阿帕奇的用武之地何在？曾拥有众多坦克和装甲车辆，但在2001年后已基本被摧毁。阿帕奇的20毫米链式火炮和“地狱火”反坦克导弹对付小股游击队显得力不从心，如同高射炮打蚊子。尽管如此，它仍具备打击软目标的能力。由于游击队缺乏热信号，阿帕奇必须接近才能识别目标。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多在白天进行，阿帕奇的夜战优势难以发挥。加之当地海拔高、空气稀薄，阿帕奇难以维持空中悬停，必须在移动中作战。

  在这样的条件下，陆军创新了阿帕奇的使用方法。他们让阿帕奇在奔跑中射击，进行近战，将原本用于悬挂导弹的负载改为携带更多燃油，以增加航程，效果非常明显。这种新战术迅速在全军传播，成为一次成功的适应。

  自2003年起，伊拉克战争的性质转变为一场反叛乱战争。陆军曾专注于使用重型坦克和装甲车辆进行作战，但作为占领军，尤其是在居民区巡逻时，这些重型装备显得不再适用。因此，陆军不得不转向一种轻型车辆——悍马（Humvee）。

  悍马，由通用公司生产的军用越野车，类似于二战时期的吉普车。它还有一个民用版本，中文同样称为悍马，但英文名称（Hummer）不同。民用悍马品牌在市场上表现不佳，2009年几乎被中国四川的腾中重工收购。军用悍马外观酷炫，但实际上与民用版本一样，缺乏装甲保护，仅由普通金属车架构成，有时甚至配备帆布车门，毫无防弹能力。

  这种车辆原本作为越野车性能出色，但伊拉克人发明了“路边炸弹”，使得悍马车面临新的威胁。2003年，路边炸弹成为美军在伊拉克死亡的最主要原因。

  前线官兵迅速采取行动。仿照二战时期欧洲战场上的M4坦克，美军首先尝试为悍马加装沙袋。然而，沙袋对炸弹没有防护作用，反而降低了车辆的机动性，增加了被炸的风险。一名士兵曾讽刺地说：“沙袋能救你的命吗？不能；但能给你带来温暖的感觉吗？可以。”

  因此，美而寻求加装装甲。他们采取了各种措施，收集废旧金属，拆卸民用车辆的钢板和苏联坦克的旧装甲，甚至将水井盖焊到车上。这些临时措施确实有效，伊拉克甚至会出现了专门提供悍马装甲加装服务的小产业。一些修车铺专门订购钢板，有的还采用双层软钢，外层包裹橡胶，即使装甲被炸，碎片也不会四处飞溅，减少了对车内人员的伤害。

  然而，伊拉克人也在适应。悍马的装甲只能保护车身四周，对路边炸弹有效，但无法防御车底爆炸的炸弹，因为车底难以加装装甲。伊拉克人开始采用地雷战，美军的伤亡人数再次上升。

  在2003至2006年间，美军在伊拉克因简易爆炸装置（包括路边炸弹和地雷）导致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，陆军迫切地需要一种能有效防御地雷的车辆。事实上，这样的车辆早已存在。

  早在1970年代，罗德西亚和南非就已发明了一种轻型战术车辆，专门设计以抵御地雷攻击，称为“防地雷反伏击车”（Mine Resistant Ambush Protected，MRAP）。美国在2004年便已具备生产新版MRAP的能力，且该车型已在伊拉克进行了测试，前线反馈性能出色。然而，五角大楼并未立即下令量产。

  成本考量是一方面。为普通悍马加装装甲的成本仅为1.4万美元，即使是已装好装甲的悍马也仅需19.1万美元。相比之下，一辆MRAP的价格则高达60万至100万美元。若要满足当时前线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基本需求，总花费将超过十亿美元。但这笔资金对于高层来说并非主要问题。

  高层的真正考量在于，当时美军正在研发一种新型车辆，旨在取代悍马，名为“联合轻型战术车”（Joint Light Tactical Vehicle，JLTV）。这款车并非针对伊拉克战场，而是为未来战争设计。2006年，JLTV仍在研发阶段，预计首批交付时间为2016年，初步形成作战能力则要等到2019年。

  有人可能会认为，JLTV与伊拉克战争无直接关联，应优先采购MRAP。但五角大楼有自己的小算盘：若大规模采购MRAP，国会可能认为轻型战术车辆的问题已解决，进而影响JLTV的研发进度。更何况，伊拉克战争随时有可能结束，因此决定接着使用悍马。

  2006年，小布什更换将领、改变战术，并增兵伊拉克，但五角大楼对采购MRAP仍不积极。直到2007年11月，首批美国产MRAP才抵达伊拉克。2008年，时任参议员的乔·拜登公开撰文谴责五角大楼，美军才开始大规模装备MRAP。

  乔·拜登，即现任美国总统。五角大楼最终采购了27,000辆MRAP，总花费达400亿美元。实战结果为，乘坐MRAP的伤亡率比悍马低75%。然而，随着奥巴马从伊拉克撤军，这些车辆并未发挥预期作用。

  回顾这一事件，美军的决策并非由一个统一的大脑指挥。前线作战由联合指挥部和战区司令部负责，他们寻求最适合当前战场的武器装备。而后方负责武器研发和采购的，则是各军种自己的高层。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，练兵研发与现场指挥权是分离的。负责练兵和研发的军种高层更关注未来战争，而非当前战争。即使不存在腐败，官僚集团之间的相互牵制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
  让我们探讨一个战略失误的案例，涉及美军研发的战场信息处理系统——“分布式信息共地系统”（Distributed Common Ground System，DCGS），其中陆军使用的版本为DCGS-A。这一系统的理念与中国互联网公司所称的“中台”（中央信息平台）颇有相类似的地方，可能受到了美军系统的启发。

  DCGS系统旨在整合阿富汗战场上的各类信息，包括炸弹威胁、无人机情报、敌通讯截获、战俘审讯记录以及步兵巡逻信息等，这一些信息来源多样，横跨不同部队和部门。通过结合时间、天气和地理信息，DCGS可构建一个综合信息库，为军事决策提供支持。理想情况下，它还能进行智能判断和预测。

  自2001年起，陆军已投入数十亿美元研发DCGS-A，并将其应用于阿富汗战场。然而，前线官兵反馈该系统存在诸多问题：软件频繁崩溃、地图标记复杂、数据库兼容性差。情报分析人员不得不退回到使用谷歌地图和PowerPoint等工具进行情报分析。

  与此同时，硅谷的“帕兰提尔技术”（Palantir Technologies）开发了一款名为“哥谭”（Gotham）的数据整合软件，原为民用，但在军事情报分析上表现出色。尽管帕兰提尔多次向五角大楼推销其软件，却屡遭拒绝。帕兰提尔并未放弃，而是直接将软件推向伊拉克和阿富汗前线，向基层部队推销。

  美军基层部队拥有一定的预算自主权，可用于物资采购。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几支部队采购了哥谭软件，并发现其效果非常明显。其他部队见状，也纷纷要求统一采购哥谭，以取代DCGS-A。

  尽管如此，高层决策者仍犹豫不决，陆军坚持觉得自身的系统可以胜任。驻阿富汗美军和北约部队的情报主管直接提出需求，虽然没有直接点名，但哥谭显然符合这些功能。五角大楼的回应是，DCGS-A已满足大部分需求，虽有不足，但正在升级，未来可期。

  争议最终上升到国会层面。面对质询，陆军辩称DCGS-A虽不完美，却是免费的——却未提及此前四年内16亿美元的研发费用。

  最终，在帕兰提尔公司通过联邦法院起诉军方后，陆军不得不允许帕兰提尔与DCGS-A的承包商竞争下一阶段的升级合同。2019年，陆军决定将整个合同授予帕兰提尔——这份未来十年价值8亿美元的合同，标志着一场围绕军事信息技术的长期争议的结束。

  本讲的案例无疑引人深思。即便在美军这样资金充裕的背景下，官僚体系仍未能及时配备最合适的武器装备。这不禁让人怀疑，官僚集团内部是否已失去自我革新的能力，或许只有外部压力才能促使其变革。

  美国的政治体制并不能确保军队免于僵化，但值得庆幸的是，国会的质询和私人企业对军方提起诉讼的纠错机制仍在发挥作用。

  另一方面，美军的开销确实惊人。四百亿美元足以资助物理学家建造世界上最强的大型加速器，但在伊拉克战场上，这笔资金却仅购置了最终未能发挥预期作用的车辆。面对伊拉克尚且如此，这种作战方式真的可持续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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